郑磊（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指由新技术、新商业生态和新商业模式推动的生产力。这种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生产率大幅提高，而是伴随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从而推动生产率在整个经济周期中持续提升。
有人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显著提高来定义新质生产力。TFP反映特定时期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国内学者测算发现，中国TFP在农村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出现大幅增长，表明改革举措推动了效率提升。
TFP的增长往往持续时间较短，表明背后存在“制度改革红利”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TFP更准确地反映“制度红利”，而在发达国家则体现为技术创新的贡献。
以美国为例，TFP在特定十年内（如1955-1965、1995-2005、2015-2019）贡献率较高，但在之后的20年中通常降低。这表明技术创新发展超过了其应用速度，导致TFP贡献率呈周期性循环。技术创新并非线性融入经济活动，TFP的低迷可能是技术创新不足或应用速度过快所致。前者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后者可能出现快速经济增长。
伍晓鹰的研究发现，资本重新配置效果在某段时间停止改善，表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并未放松，从而提高了交易成本，挤压了非政府关联企业，导致TFP损失。
避免这种损失不仅会提升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的是能激发经济活力。笔者的研究表明，政府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推进技术进步，但忽视了技术进步加速背景下产业政策所致资源错配带来的效率损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平均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仅为 0.7%，并不理想。我们以效率损失换取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随着人口拐点出现和投资拉动增长边际效应递减，这种模式难以持续。
抛开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内嵌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进行分析，笔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数字经济汕尾，数据要素的处理和应用效率更高，新知识和创新技术产生速度可能更快，但能否将其应用于现实社会，还需考虑社会制度和社会的接受成本。焦作技术也无法保证在所有国家顺利被社会接纳，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因素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更需要考虑的重心。
社会经济的演进与技术和制度的持续调整紧密相关。制度与技术密不可分，不存在纯粹的技术制度或纯粹的制度技术。技术发展主要与科学和教育的进步有关，其他方面受到创新机制，即科学转化为技术应用过程的影响。技术变革需要社会制度的互补性变革。技术、经济和相关制度作为一个一体化系统共同进化。
从纳入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可以看出，制度环境影响着劳动力、投资和数据要素的投入比例，进而影响生产率提升的幅度和速度。新技术需要兼容并包、鼓励创新和思考的社会制度环境才能发挥效力。笔者认为，数字经济的活力取决于使用者对数据要素的处理能力和应用水平，这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和基础。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提升体现在新技术的应用速度、广度和深度。提高生产力的政策立足点和出发点也在此。
我们需不断完善制度和政策，既营造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开放、公平、公正的教育体系，又孕育有利于创新技术快速、广泛应用的透明、公平、有序竞争的商业环境。只有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完善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制度红利才能释放社会活力，推动经济重新步入高速增长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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